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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经过中央电视台东门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看见门外排着长队，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是来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衣衫褴褛，满脸悲愤，大约是遭受了巨大的冤屈。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手里拿着厚厚的材料，甚至还摁着几十个、几百个群众的手印。他们当中还有个别人举着标语横幅，例如“生命不止，告状不已”等等，不过很快就被门卫驱赶走了。他们把所有所希望寄托于焦点访谈。他们相信，假如焦点访谈报道了他们的事情，那么转机就会出现——即使是那些被拖延几年、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也有可能得以平反。然而，焦点访谈每天只能报道一件事情，以中国之大，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上访的群众大多是失望而归。
为什么群众对焦点访谈这样一个电视栏目寄予如此巨大的希望呢？原因不外有两个：第一，焦点访谈在当今习惯于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的新闻界，是一匹敢于直面假、丑、恶的“黑马”。焦点访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群众的真切的呼声。当我一大早挤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经常听到旁边的妇女们在津津有味地谈论昨天晚上焦点访谈的内容，连声说“真解气!”而群众看重焦点访谈，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有“通天”的功效。朱鎔基总理就很爱看焦点访谈，还建议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也看。在前不久朱总理对中央电视台的视察中，他破例给焦点访谈题字，一般情况下他是从不题字的。其中，有这么两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可见总理心目中焦点访谈的份量不轻。所以，地方官员们对焦点访谈颇有些“谈‘焦’色变”。一旦被焦点访谈曝光，自己的乌纱帽就有可能不保。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除了上访群众以外，还有另外一大群人围着焦点访谈转。他们是地方官员及其驻京代表。他们通过种种公关活动，竭力使焦点访谈不要播出曝光自己的节目。请求有背景的显赫人物给节目组打招呼，或者寻找中央电视台有关领导进行拉拢，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他们奔波的辛苦甚至不比上访的群众轻。这也从反面看出了焦点访谈的威力所在。
官员们毕竟有所“怕”了，焦点访谈专门针对他们种种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然而，在欣慰之余，我想，我们在赞赏焦点访谈的记者们的胆识的同时，对这一现象难道不应该作更深层的思考吗？
第一个层面的思考是：焦点访谈不能代表我们的整个新闻界。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的新闻界鸦雀无声，焦点访谈才得以脱颖而出。仅有焦点访谈来为十三亿人“主持正义”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官员们连一个焦点访谈也嫌多，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对老百姓来说，有两个、三个、十个、一百个焦点访谈都不嫌多。只有一个焦点访谈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为什么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不能有焦点访谈的锋芒呢？为什么其他的传媒不能说出老百姓的心声呢？如果我们的所有传媒都能够像焦点访谈一样拥有“曝光”官员们丑行的自由，那么那些官员们还能为所欲为吗？
焦点访谈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停留在“象征”的层面上。它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是中国新闻的悲哀所在。只有一个焦点访谈节目的中国新闻界是不幸的。什么时候官员们从害怕焦点访谈变成害怕整个新闻界，那时整个社会就走上正轨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作家科拉尔早在19世纪就深刻意识到，一种基本的自由即新闻自由的法律地位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政府。”另一位著名学者邦雅曼·贡斯更是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切公民的、政治的以至司法的保障都会变得虚幻不实。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唯一安全保障。”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就把新闻自由视为最基本所自由之一。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当中，宣言中的条款塑造着那些通过写作或行动来支持新闻及言论自由的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在美国，保护新闻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几乎发展出一整套哲学思想来。这些捍卫新闻自由的观点都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我看过一本介绍美国水门事件的书，美国的各大传媒争先恐后地对黑幕进行报道，是新闻记者在抢新闻，而不是群众拼命把新闻塞给新闻界。记者们为了获得一个新闻线索，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谁对焦点问题进行最早、最深入的报道，谁就能够拥有广大的读者，谁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是新闻依赖人民，而不是人民膜拜新闻。这就与我们中央电视台门前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很难想象美国CNN的门前会围上潮水般的人群。
因此，我在向焦点访谈致以敬意的同时，更呼唤中国新闻自由的来临。整个新闻界都像焦点访谈那样大胆、甚至比焦点访谈还要大胆，舆论监督就真正成了现实。
第二个层面的思考是：为什么群众相信焦点访谈，而不相信地方政府、不相信公检法机关、不相信律师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政府、司法机关、律师才是切实为公民解决问题的值得信任的力量，其次才是新闻机构。焦点访谈兼有了以上所有部门的职能，既是政府公务员，又是执法人员；既是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又是社会“良心”的代表。它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使命吗？
焦点访谈充当的其实是受苦受难的人民抓到的“救命稻草”的角色。不管这跟稻草是不是真的能够救命，他们也抓在手里，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了。我们庞大的有各级政府，有庞大的公检法系统，有同样庞大的律师队伍，但是人民还是去找焦点访谈帮忙。难道政府部门、公检法系统和广大律师们不感到尴尬吗？一个小小的电视节目居然从他们那里夺取了民心，简直就像是一个黑色幽默小说。
需要焦点访谈的中国是有病的中国。焦点访谈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悲哀。在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里，新闻仅仅是新闻而已。公民不必通过新闻来获取“正义”的感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着每个公民的权利，一旦他们的权利被伤害了，他们就通过制度来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政府完成政府自己的职能，司法机关完成司法机关自己的职能，律师完成律师自己的职能，新闻也完成新闻自己的职能，一切分工都井井有条的，各自管好各自领域的事情。这才是常态的社会。许多中央电视台门外的群众，实际上是想打官司的，他们却不知道官司这么打，或者不信任法院。而他们更不对律师寄予希望，所以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我们能够指责他们的“愚昧”吗？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法官、我们的警察、我们的律师，难道能够问心无愧吗？
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焦点访谈，这是巨大的进步。到了我们拥有无数的焦点访谈的时候，那将又是更加巨大的进步。而到了我们不再需要焦点访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建立起了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制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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